郭巍青:在新时代下“一国两制”方针的坚持与创新(三)
发布时间:2017-1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报告涉及“一国两制”方针和港澳台问题的论述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是重申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坚持,第二个是融入新时代的新思维。
首先,报告延续了此前多次党代会报告的基调,再次肯定“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此一基调的重申历来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趋于复杂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稳定实施构成挑战。其中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潮,试图从不同方向上否定、解构“一国两制”。从这个角度看,十九大报告对“一国两制”方针和港澳问题论述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大政方针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延续性再次提供保证。当年邓小平曾就“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问题多次做出解释和保证。自那以来,历经几届领导人的变更,但承诺和保证不变,这成为一种历史使命。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面的决心、能力和信誉。
但是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时,中国内地还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今天,包括香港、澳门在内,中国整体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施,需要面对新时代,增加新思维,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在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中,新思维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涉及政治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之一是“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在五年前的十八大报告中,与此相应的表述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两相比较,十九大报告明显突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表述也更简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强调了特区政府在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的“宪制责任”,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加以统筹。
第二个方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这里提出了三点新的论述。一是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三是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发展大局、合作重点、政策便利,这三点包含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的信息,需要专门做更深入的讨论。但可以肯定,这三点的提出,为新时代下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开创了新的局面。“一国两制”不仅包含中央与特区政府的关系,而且包含实体性的区域合作平台。多年来,内地的地方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在区域合作方面的努力和经验,开始显现出广阔的前景,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备战略意义。
这三点既要求有大视野和顶层设计,也要求有大量的具体工作。仅就“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一点来说,它首先反映了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而此类政策的制定完善,将是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也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及其实践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能够产生巨大贡献。
首先,报告延续了此前多次党代会报告的基调,再次肯定“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此一基调的重申历来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趋于复杂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稳定实施构成挑战。其中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潮,试图从不同方向上否定、解构“一国两制”。从这个角度看,十九大报告对“一国两制”方针和港澳问题论述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大政方针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延续性再次提供保证。当年邓小平曾就“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问题多次做出解释和保证。自那以来,历经几届领导人的变更,但承诺和保证不变,这成为一种历史使命。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面的决心、能力和信誉。
但是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时,中国内地还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今天,包括香港、澳门在内,中国整体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施,需要面对新时代,增加新思维,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在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中,新思维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涉及政治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之一是“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在五年前的十八大报告中,与此相应的表述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两相比较,十九大报告明显突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表述也更简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强调了特区政府在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的“宪制责任”,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加以统筹。
第二个方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这里提出了三点新的论述。一是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三是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发展大局、合作重点、政策便利,这三点包含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的信息,需要专门做更深入的讨论。但可以肯定,这三点的提出,为新时代下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开创了新的局面。“一国两制”不仅包含中央与特区政府的关系,而且包含实体性的区域合作平台。多年来,内地的地方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在区域合作方面的努力和经验,开始显现出广阔的前景,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备战略意义。
这三点既要求有大视野和顶层设计,也要求有大量的具体工作。仅就“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一点来说,它首先反映了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而此类政策的制定完善,将是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也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及其实践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能够产生巨大贡献。